内讧授首

内讧授首 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势力在持续40多年的牛李党争中，最终以惨败彻底退出政治舞台而告终，但我们不能否认，李德裕依然是晚唐的著名政治家。从元和年间开始步入仕途，历经宪、穆、敬、文、武、宣六朝，长期地方任职的经历，担任过浙西、郑滑、剑南、西川、淮南、荆南等镇观察使和节度使。在朝廷中历任监察御史、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兵部尚书、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加官至太尉，晋封卫国公
李德裕在政治上主张强化中央集权，在大唐帝国国势逐渐衰弱的情况下，主张树立朝廷权威，对不听命的藩镇采取强硬对策，以维护的帝国的统一，而且强调整顿吏治，提高行政效率
武宗李炎在位的会昌年间，是李德裕人生最为得意的时期。由于他深的李炎的信任，其胆识和才学得以充分发挥，并在处理会昌年间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德裕从幼年起，就继承家学渊源，勤奋刻苦地攻读《汉书》《左氏春秋》等史料典籍，成年后喜好著书写文，官居宰相后虽然政务繁忙，但依旧笔耕不辍。在他长安城的安邑里府邸中有起草院，其中又有精思亭，每当遇到朝廷需要用兵的大事时，李德裕都要独处其中，凝思运筹地为皇帝起草诏令文书。而且李德裕著述颇丰，流传至今的有《会昌一品集》《次柳氏旧闻》，已经散佚的有《文武两朝献替记》《会昌伐叛记》《大和辩谤略》等
除了李商隐给予其极高的评价之外，近代的梁启超也对其颇为赞誉，将他与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并列，称他是中国古代六大政治家之一。可是我们知道，与这五个人比起来，李德裕无论从名气还是历史功绩来看，都无法和他们相比。究其根本原因则是因为他陷入了影响大唐帝国国运的党争事件中，而且从个人品格来讲，李德裕虽然才学俱佳，但实事求是地说，其心胸并不宽广
政治上的有所作为不应该掩盖自身性格和气质的缺陷，李德裕为人孤峭，以才学自负而特达不群。虽然他对朝廷中的党争问题深恶痛绝，但因为特殊的出身以及心胸狭小，尤其在他手握大权之时，没能摆脱维护本派系之私利的想法，致使其热衷于党同伐异
即使在他被贬黜之后，又著《穷愁志》三卷共计四十九论，深刻阐述党争问题。虽然他在著述中一再为自己开脱，在序文中也称这本著作仅仅是在朋友间作为交流使用，但文章中依旧散发着浓厚的朋党气息，而且隐含着对牛党成员的人身攻击，这不能不说与他的个人品格和心胸有关
对于牛党的魁首的牛僧孺，即使在李德裕最为失意潦倒之时，依然没有忘记诋毁攻击。他在评论牛僧孺所著的《周秦行记》时，利用牛僧孺的姓氏大做文章，称之为“太牢”，甚至说牛僧孺“阴怀逆节”。而那个时候牛僧孺已经死去，但李德裕仍以如此恶毒的语言对逝者肆意诋毁，并以未处置牛僧孺的族人而深深遗憾，甚至将对牛僧孺的报复转嫁到其子孙的身上。他对牛僧孺刻骨铭心的仇恨，使得他心态完全失衡，而这对于评论他这个晚唐政治家来讲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如果将李德裕的功过做一个划分，会昌年间的励精图治与深陷牛李党争，单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李德裕的功过可以划分为五五开。但如果站在晚唐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因为“牛李党争”使得大唐帝国加剧了内耗，李德裕实在无法和前边提到的五位宰相相提并论
以李德裕大中三年（849年）死于崖州贬所为标志，这场从宪宗李纯在位已开端倪，历时约40余年的“牛李党争”，终于以牛党的全面胜利和李党的彻底失败而宣告结束
“牛李党争”是晚唐历史的三大祸害之一，两党之争既有社会的历史根源，又与同时代的政治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牛党成员多为出身庶族，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而李党则代表那个时代日趋没落的世家大族。事实上，“牛李党争”的主要分歧是围绕对待藩镇和科举采取什么态度展开的
在对待藩镇的问题上，从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担任宰相时起，就极力主张抑制藩镇势力的发展，对敢于和中央分庭抗礼、不听朝命的藩镇，坚决以武力讨伐。但牛党则由于自身与藩镇势力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对藩镇多采取妥协迁就、曲线救国的一种策略，但在李党看来完全不能容忍
如果我们仔细梳理，就会发现无论是李吉甫还是李德裕担任宰相的宪宗、武宗时期，藩镇们大为收敛，不敢过分造次；而在穆宗、敬宗、文宗时期，藩镇势力颇为嚣张，这不能不说与两党对藩镇的态度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李党的压制藩镇政策，减轻了因藩镇割据和混战所造成的危害，有利于大唐帝国的统一和改善民生，元和中兴恰好说明了这一点，这是对李党应该给予积极评价的一方面。但在对待科举问题上，李党成员因为出身的缘故而产生了局限性，特别是李德裕顽固坚持门第观念，肆意诋毁科举制度，在科举制度已经成为那个时代主要选官途径，并且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形势下，李德裕的攻击否定科举制显然与时代背道而驰
而且在李德裕的影响下，李党成员甚至有了废除科举的呼声，这其中以文宗时期的李党成员郑覃最为积极。当时他上疏文宗李昂，认为南北朝时期多用文采华丽之士，所以出现不治的局面。在郑覃看来，只要有才能就可以重用，为什么偏要通过考试才决定重用谁呢
郑覃还进一步举例说，陈后主、隋炀帝都是能写文章的高手，但就是不懂得怎样治理天下，所以最后搞得天下大乱，写文章只是雕虫小技，希望皇帝陛下不要过分看重
由郑覃的话我们可以明显看出，牛、李二党的政治主张和观点各有所长，同时也有各自的短板，客观地说不能一概而论，不能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如“长庆销兵”事件就不能完全说牛党对待藩镇只是姑息
但是“牛李党争”毕竟是大唐帝国逐渐走向衰落的一个源头，无论他们是怎样的政治观点，其斗争不仅加剧了帝国的内耗，而且不可避免地带有帝国高层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痕迹
“牛李党争”虽然是唐朝初年以来士族和庶族两种政治势力斗争的继续，但唐朝建立以后的二百多年时间里，通过科举制度进入仕途的庶族出身的官员，已经在官员队伍中占了绝大多数，他们的政治地位已经与唐朝初年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早已经成为李唐皇室所依靠的主要统治势力
同样，这些庶族出身的官员在皇帝那里得到了过去只有士族势力才能享有的政治和经济特权，一部分庶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摇身变成世家大族，因此牛李党争能够持续40余年已经不能与唐初的士庶斗争同日而语
因为自身的切身利益，牛李两党党争激烈之时，李党得势时，牛党必非之；同样牛党走红时，李党也是诋毁不断。长期的朋党之争，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互为表里，加剧了大唐帝国政治走向没落的速度，虽然两党之争终结，但大唐帝国的衰落却并没有终结，虽然“小太宗”李忱勤于政事、孜孜求治，但终究挽救不了大唐帝国走向衰弱的颓势。
第十三章 收复河湟 在李忱的支持和运作下，“牛李党争”已然成为历史名词。虽然在对待牛李党争的问题上，李忱明显偏袒牛党，其所作所为有待商榷，而且他的执政理念明显带有“反会昌之政”的倾向，然而就其帝王生涯的主要方面来说，其功绩虽然比不上宪宗李纯，但确实在穆、敬、文、武诸帝之上，在晚唐衰弱的政治形势下，带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除了治理朝政之外，李忱时时处处以武宗李炎作为参照，李炎在位时曾经威制回鹘，所以李忱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对外树立大唐帝国的国威
因此他将目光瞄向了帝国的西南边陲
吐蕃！这个与大唐帝国对抗很久而大唐没有取得胜绩的少数民族政权，成为李忱树立大唐国威的首要目标